母校永远在我心中
——格致生活回忆点滴
66届初三（1）顾益华
飞龙冉冉而去，灵蛇款款而来。
早晨，打开电脑，屏幕上的日期映入眼帘：2013年1月1日。啊，到今年，我们跨入格致中学大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！
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，记忆的浪潮便如洪水般涌来。50年前的往事，仿佛就在昨天，一件件、一桩桩，还是那么清晰、那么生动……
我的“格致梦”
上小学时，每天都要从广西北路66号格致中学大门经过，或沿着北海路学校围墙走过。当时就知道，格致中学是市重点、是黄浦区最好的学校。那时小学上午上课，下午分成学习小组，在住房比较宽敞的同学家做作业。我所在的学习小组，在北海路119号，恰巧就在格致中学斜对面（巧的是，若干年后，这位同学的儿子也考进了格致中学，和我儿子同班）。在同学家4楼屋顶晒台上，看得见格致中学操场的一角。那时，在我眼中，觉得格致中学三层红瓦斜顶的教学楼特别气派、偶尔学校边门打开，觉得格致的操场特别大。早上，看着格致学生精神抖擞走进学校大门，下午，看着他们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打球，别提有多羡慕，下定决心，中学非格致不考。
我从小身体较弱。五年级时，连续高烧、住院，几乎一个学期没上学。六年级升学考前，又是高烧，没能参加迎考复习。当时黄浦区浦东有一所以体育见长的洋泾中学，班主任建议我报考该校，对锻炼身体有利。老师眼中一向“听话”的我，对此很感冒。相反，按当时黄浦区中学的排名顺序，义无反顾地依次填了格致、光明、金陵、六十二、培光5个志愿。就像今天考大学填志愿一样，如果第一志愿不取，就会落到民办初中。为了进格致，我没给自己留半点后路，也没想过一旦考砸的后果。
当年考格致，感觉不亚于今天考复旦、交大。据说我们那一届，报考录取率是十分之一。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，我高烧刚退，就走进了考场。拿到录取通知那一刻，父母兴奋骄傲、班主任脸上写满成就感的表情，令我至今难忘。
为奖励我考进格致，母亲花了相当她月工资七分之一的钱，给我买了一支“关勒铭”金笔。怀揣这支金笔，我走进了广西北路66号大门，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：“格致梦”，终于实现了。
第一课
入学教育是进入中学的第一课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当时在哪里听的报告、何人作的报告、讲些什么内容，已经全无半点印象。然而，有两句铿锵有力、掷地有声的话，却牢牢地镌刻在我的脑子里，伴随我走过了几十年。一句是：“你们一只脚踏进了格致的大门，另一只脚就跨进了大学的大门！”另一句是：“我们格致中学是数学帝国主义！”真是何等豪迈！前一句，使我有了人生的第二个梦想：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当“无冕之王”，并给了我一辈子的自信；后一句，无论是在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年代，还是以后的几十年中，都让我感到作为格致学生的无比自豪！
有人说，“好学校”和“差学校”最大和最根本的差别，在于学生自信心的差别。学生的自我心理定位、自我设计，会影响他们的一生。确实如此，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我总会想起这两句话，都会问自己：我是格致毕业的，会有跨不过去的坎吗？！
第一次挫折
考进格致的学生，在小学都是皎皎者。我们班里，绝大多数都是“带杠杠”的，在小学不是大队长，就是中队长，至少是小队长。班级的学号，也是大队长排在前，班里就有9名之多。大家都自我感觉良好。进中学不久，正当我们还沉浸在一片赞扬声中时，第一次数学测验，给了很多人当头一棒，不少同学开了“红灯”。我也第一次尝到了开“红灯”的滋味，顿感压力重重。它像一帖清醒剂，让我看到了差距，知道什么叫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强中还有强中手”，教我把精力放在适应格致的学习风格、学习要求上，使我开始渐渐懂得正确认识自己的重要。为此，我一直保存着那本记载我“开红灯”的学生手册，把它作为一面镜子，经常提醒我“看清自己，踏实做事，低调做人”。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，这一理念成了我的座右铭之一。
附照片：记载着数学开红灯的学生手册
全家格致情
格致中学是我们全家共同的母校、心灵的家园。
我和爱人林静芬是格致同班同学，且上学时她就坐在我后面一排右侧。我们结合前，并没有多少时间花前月下；成家后，也没有多少条件卿卿我我，各自都忙于为事业打拼，甚至新婚的假期都没有用完。但是，在格致接受的相同教育、母校给予我们的共同价值观，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婚姻基础，使我们相知比别人更深，磨合比别人更快。成家后，我们共同笑迎艰难困苦、一起面对曲折风浪，携手走过了三十五个年头。
静芬在班里担任过副班长，较早加入了共青团，曾被评为三好学生。1968年分配到上海海运局机关食堂工作，每天半夜三、四点钟就要起来上早班。靠踏实肯干、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，仅一年就被抽调到局机关财务部门工作。上海海运局文革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不久，她成为局机关第一个发展的党员。1974年，被选派参加上海局级机关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慰问团赴云南慰问，成为团里最年轻的女干部。两年中，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心脏疾患等重重困难，跋涉于十万大山间。之后，从未接触过航海专业知识的她，又主动到确保航行安全的要害部门海务监督处海图资料室工作，一头扎进了钻研航海图书资料的业务中。凭着在母校养成的不服输的精神、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，经过无数日日夜夜的刻苦努力，在航海界几大名校毕业、专业人才济济的海运局，担任了航海图书资料部门负责人，成为远洋船长、业务处室、部队航海情报部门业务咨询信赖的对象。
儿子望望出生后，把他送进格致，成了我们的美好愿望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我们在住房搬离黄浦区后，仍将孩子留在黄浦区一中心小学就读。孩子四年级起就独自一人每天坐公交车上下学，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。望望小学五年级毕业，被保送进格致预备班。初中获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。高中为格致理科班录取，参加计算机竞赛获奖。硕士研究生毕业后，从事IT行业工作。孩子经格致7年熏陶，文理成绩均衡、课外阅读广泛，团队精神强、人际关系好，为人正派，做事踏实，具备了良好的职业素质。
回忆母校生活、感恩老师培养，成了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漫漫冬夜，煮好一壶喷香的咖啡，全家围坐在沙发里；炎炎夏晚，沏上一壶浓浓的铁观音，三人在空调下席地而坐，无数次地回忆老师们的音容笑貌、同学间的趣闻轶事、在三楼平台上谈心时一起仰望星空的情境、在西场（注）中乘凉时共同憧憬未来的豪情；当年的中青年教师，如今已都是耄耋老人，不知他们身体可好？昔日的少年同学，今天或许也两鬓染霜，不知他们在哪奋斗？甚至教室里上下移动的大黑板、独一无二的斜拉窗、校园边门旁的葡萄架、大礼堂前的夹竹桃都成了我们一遍遍回忆的内容。时光一年年流逝，那人、那事、那景却一直那么清晰；那情，那爱却永远浓得让人无法化开！
我们全家为人谨慎、行事低调。做得最高调的一件事，就是在各种场合会有意无意告诉别人：“我毕业于格致中学”、“我和我爱人是格致中学同班同学”、“我们全家都是格致中学毕业的”！每当别人为此露出赞叹的表情、投来羡慕的眼光时，我们会感到一种莫大的享受，这种享受，无法用语言表达。
如今，已经退休的我和我爱人人生最后的梦想是：让我们家的第三代成为格致人。我们一定要圆这个梦，我确信，我们一定能圆这个梦。
（注：当时学校操场有四个篮球场，靠广西北路一侧围墙的是1号篮球场，亦称西场）
附照片：全家在格致校门口合影
恩师陈天水
山高水长有时尽，唯我师恩日月长。陈天水先生是我们全家的恩师。
十年前，邻班好友董晓敏送我一本他们班编辑的同学回忆录《在格致的日子里》。晓敏在《天水老师二三事》一文中写到：“有一次回学校看望陈老师，老师告诉我，每年收到很多贺卡，但他的玻璃板下总是压着我和初三（1）班顾益华的贺卡：因为他最喜欢我们两人的字。”这令我非常感动，又十分惭愧。感动的是，自己的字能受到先生如此青睐，令我比得到任何表扬奖励都高兴；惭愧的是，几十年来，自己忙于工作，没能按先生嘱咐好好练字，实在愧对先生。感动、惭愧之余，历历往事涌上心头。
记得初一写字课上，我经常能享受到陈先生所给的特殊待遇：当大家在练毛笔字时，他会把我和戴光华等同学叫到黑板前，给我们开小灶，单独讲解书法知识、传授书法技巧。先生还建议我从临摹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开始，好好练习书法。遵照先生嘱咐，我特地到古籍书店买了一本《兰亭序》，并一直保存到现在。不好意思的是，一直没能腾出时间好好练习。直到不久前，我和晓敏一起去看望天水先生，他还问起我，字练得怎样，并赠我一幅专门为我书写的唐代诗人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。这令我又想起先生关心我练字的一件往事：初一升初二刚放暑假的一天下午，午睡中，我被传呼电话声喊醒，陈先生来电让我赶紧去学校。记得那天学校正作高考考场，几经盘问才得以进校。原来，有一个书法比赛，陈先生已替我报了名，要我赶紧交书法作品并按时去参赛。那时我确实还不太懂事，似乎并没太当件大事来做，结果自然什么奖也没得到，辜负了先生一番心血。如今，我已退休，接下来一定要好好完成先生布置给我练字的功课了。
先生教学一丝不苟。在我儿子保存至今的作文本中，先生指导他写文章的提纲整整写了一页！自己当学生时，对此感受并不深刻。当了老师后，当批改一次作文，要用去双休日从早到晚整整两天、当自己为写好每一篇作文批语绞尽脑汁时，才体会到，先生为我们花了多少心血！
先生乃性情中人，上课充满浪漫色彩。讲牛郎织女鹊桥相会，先生一脸认真地告诉我们：七夕那天，你们在葡萄架下可以听得见他们诉说相思之苦的呢喃细语，不信，你们可以到学校中门旁的葡萄架下去试试。不过，悄悄话没听到，倒是一次上课时，我们看见有小孩溜进校摘葡萄，赶紧学着先生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对他说“陈生生（先生），有人偷葡萄！”先生一看，放下书本就奔出教室，去驱赶小孩！此事一时间在同学中传为佳话。一次，先生为我们示范何为“吟诵”，只见他微闭双眼，晃着脑袋哼了起来，很快陶醉其中，停不下来。我们只得轻声唤他：“陈生生，陈生生”。
天水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，教会我为人处事。先生做人低调，为人厚道，与人为善。受先生潜移默化影响，我把“外圆内方”作为人生准则，努力做到为人方正、处事圆润、外化内不化，使自己具有良好的相容性。很长时间，我一直把这看作一种方法、一种能力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，才逐渐领悟到这更是一种人品、一种修养、一种境界。
我和同学们多次讨论：其实，天水先生只教了我们一年，随后他就被学校派去参加“四清”了，我们很少碰到。作为语文老师，他并不显得特别能言善辩。为什么这一年，能让我们怀念50年，大家一回忆起在格致受到的教益，就会想到他呢？答案就在于人格的魅力啊！
附照片：陈天水老师给顾文望作文的批语
陈天水老师顾文望作文本上写的文章提纲
陈天水老师给我的字
全家和陈天水老师的合影
石磊先生的数学课
石磊先生是我们初一代数、初二平面几何课的任课老师。石先生个子高高的，脾气很温和，平时头总是微微上仰。调皮的同学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“瞭望哨”。后来才知道，石先生眼睛不太好，需要头上仰才能看到坐在下面的我们，这使起外号的同学很不好意思。当时，我们把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称为“数学脑袋”，他们是石先生的“得意门生”。我的数学成绩一般，绝对够不上石先生的“得意门生”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石磊先生的数学课成了我受益最大的课之一。
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故事：举世公认的物理奇葩、192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、原子模型的缔造者及量子论的创建者波尔，在中学时代在回答物理问题“如何利用气压计测算一栋大楼的高度”时，用的不是教科书里现成的标准答案，而是自己动脑筋思考，想出了六个答案。
无独有偶，上石磊先生的课，你会感受到，每堂课他都做了精心准备。讲代数例题，他从不只讲一种解法。讲了最基本的解法后，总要问我们：“有没有别的解法？”“有没有更好的解法？”当我们想出一种新的解法时，他会轻轻瞥一眼备课笔记，然后露出满意的笑容；当我们举不出新的解法时，他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“得意”；偶尔，当有同学举出的解法不在他备课的解法中时，他会轻轻一愣，继而马上向同学投去赞许、满意的目光。久而久之，我在解题时就养成了问自己的习惯：“还有没有更好的解法？”
做几何证明题，能够三步证明的，石先生绝不允许四步完成。他的口头语是“你们要学会合理的偷懒。”他的方法也很独特：看到我们三步可以证明的题四步完成，他总要幽默地调侃：“你很卖力啊，愿意多走几步。”“你很空啊，时间用不完么。”“你簿子很多奧，写不完啊。”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。渐渐地，我在做证明题时，就会不知不觉地问自己：“还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？”“能不能再省一步？”石磊先生的数学课使我懂得了，每一个问题往往不只有一种答案，真正有创意的人，是喜欢并善于自己思考，从现有标准答案外找到其他答案的人。
石磊先生传授的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深深影响了我，工作以后，不满足现状，成了我工作的常态。在日常管理中、在处理各种问题时、在制定各种方案前，我都会问自己：“有没有更简便、更有效的办法？”力求花最少的投入，取得最大的收益、最好的效果。无论是承担一项新任务、接手一个新项目、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，还是重复同样的工作，我都会考虑：“哪些地方可以改进？什么地方可以创新？”以至于同事们给我起了一个“点子公司”的外号；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后，“你们要学会合理的偷懒！”也成了我激励下级探索科学、高效工作方法的口头语，成了发掘大家内在潜能的好办法，同时也为我在年轻人中平添了不少感染力。
著名教育家卢梭提出，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，而在于教他怎样去发现真理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也说：“一个差的教师奉送真理，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。”石磊先生传授我们知识，更教我们学会学习、善于学习；告诉我们真理，更引导我们发现真理，他的数学课所传授的科学的思想方法、创新意识，影响了我这个数学成绩一般的学生的一生。我想，石磊先生在天堂知道了，一定会很欣慰。
魅力无穷的老师们
我们在学校，不仅从书本中获取知识，受到教育；同时，从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中吸收丰富的养分。对学校美好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就是那些专业扎实、才华横溢、各具鲜明个性、独特人格魅力甚至是传奇色彩的老师。
提起数学老师孙兆桂，头脑里就会跳出“工作严谨、认真踏实、一丝不苟”这类赞美词。孙老师给我们上代数近似数，我印象颇深。不是因为学得好，而是我当时一上近似数就头晕，“保留几位数”、“怎么保留”老是搞不清，越搞不清，越会产生急躁情绪，连自己都有点“孺子不可教”、“朽木不可雕”的感觉。而孙老师则不然，上课时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讲解，下了课又极其耐心地个别辅导，从来没有半点脾气，叫人很过意不去。70年代上半段，我们边工作边看《青年自学丛书》，近似数部分一看就懂。怎么也想不通，中学那会怎么就那么不开窍，浪费了孙老师许多时间！文革中，孙老师和我们一起下乡到松江参加秋收劳动，一起挥汗割稻挑担、打谷翻土，样样抢在前，为我们做表率；一同躺在农民客堂泥地铺了稻草的通铺上，望着房梁聊天，毫无半点架子；甚至饥肠辘辘时，和我们一块挖泥鳅熬汤解馋。虽然艰苦，却其乐融融，相互间亲近了许多。这份可贵的亲近感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
俄语课老师郑麟同，是个胖胖的老头，整天笑眯眯的，非常和气，声音浑厚带有磁性。陈老师骑一辆轻便自行车上下班，胖胖的身躯压在轻巧的车上，有种不太协调的滑稽感。看见他，就会想到“和蔼可亲”四个字。据说他年轻时当过大律师，解放前为江汉轮遇害者担任过辩护律师，还听说一次他辩护的案子获胜后，委托人送他一辆摩托车酬谢。他给我们上课时，尽管已经年纪不轻、头发稀少，但还总是衣冠楚楚，看起来很有派头。初学俄语，有一个气流呼出、舌头飞速上下的颤音很难发，一些同学一时间学不会。郑老师便把他们一个个轮流叫到办公室，一遍又一遍地个别辅导。一旦同学把音发好了，他就会兴高采烈地表扬你，让你感觉自己特别有学外语的天赋，就这样，使我们很快喜欢上了俄语。
接替郑麟同担任俄语课的黄秋霞老师，年轻、漂亮、时尚。那种感觉，就像王安忆《长安歌》中或陈乃珊笔下衡山路、淮海路一带洋房里走出来的人物，十足的上海味。黄老师的俄语课上得很活，用俄语做文字游戏、让同学模拟情景会话、教大家用俄语唱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中国歌曲、念俄语儿歌《鹅》等等。到了初三，在我们俄语有了一定基础后，她会精选一些俄语小故事，让我们译成中文，然后轮流上讲台交流。上课翻译时，居然允许离开教室，任你躲在礼堂角落、坐在操场边上。每个人都想翻译得最好，于是会回过头去琢磨已经学过的课文、查字典推敲怎样表达得最恰当贴切，甚至跑到学校图书馆里查资料，不知不觉地做到了“温故而知新”；集中交流时，大家听得特别仔细。一旦受到老师表扬、同学赞许，便会涌上一股小小的成就感。就这样，同学们学习俄语的积极性被彻底调动了起来。那时，黄老师似乎还没成家，在这背后，她一定牺牲了不少和恋人“逛马路”的时间。80年代后期，我在学校给干部专修班学员上《领导科学》，讲到调动员工积极性时，脑中老是闪过黄老师让我们翻译俄语小故事的场景。
植物课老师卲炳章，瘦高个，一口浓重的绍兴话。卲先生给我们上课时似乎年龄已经很大了，据说在学术界还颇有点名气，在专业学会中担任职务。植物课上讲苔藓植物、蕨类植物，顽皮的我们都喜欢学他的口音，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“苔藓植物”。那时，正在开展“教育革命”，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，要求老师讲课理论联系实际。老先生为此找了很多杂志、报纸上的材料。一次，老先生拿了一份科技报之类的报纸，给我们讲科学种田的成果，说某地一只南瓜长到60多斤。我们都不信。老先生无法说服大家，急得用绍兴话大呼：“信不信啦，信不信啦，表决！表决！”引得全班哄堂大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要求，也确实难为了这些老教师，他们那种努力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认真态度真是难能可贵、十分令人尊敬。
地理课老师范炳，知识渊博，阅历丰富，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传说当过国民党坦克团长、驻缅甸大使馆武官。上地理课，犹如游祖国名山大川、江湖河海，看各地风土人情、奇闻趣事，在根本没有旅游条件的当年，让我们在纸上过了一把旅游瘾，在轻松的享受中获取了许多知识。
徐匡迪在《今天我们怎样做老师》中说：“没有人能将自己没有的东西献给别人。”回想起来，我们从来没有从各位老师的口中直接听到过“敬业”、“奉献”等字眼，但是，诲人以行不以言，春雨润物细无声。他们用自己的一举一动，为什么是呕心沥血的敬业精神、什么是无怨无悔的奉献态度、什么是立足平凡的卓越创造作了最好的诠释。他们本身就是我们最好的人生教科书。
其实，在学校学习的几年中，直接为我们上课、对我们言传身教的，只是学校教师团队中的一小部分，而学校大批优秀教师对我们的影响，则是通过一届又一届同学引以为自豪、津津乐道传说的“口头文学”无形中发挥作用的。虽无法求证这些“口头文学”的真实性，但我们对此宁信其有，并乐此不疲地向人讲述。
譬如：“四点共圆”刘汉标。刚进中学，就知道了刘汉标、孙兆桂先生是自己学校培养的数学尖子、数学竞赛获奖的佼佼者。那时他们是被当做格致的骄傲向学生介绍的，因此看他们时有种看“神童”的感觉。文革期间，和刘老师有了接触，我们亲切地叫他阿标先生。
阿标先生在学生中有个雅号“四点共圆”。据说先生解几何题尤喜用“四点共圆”定律，雅号由此而得。
有段时间，风行玩扑克牌24点，即取四张牌的数，不管用加减乘除何种方法，先算出24者胜。传说数学教研组老师每天中午休息时也玩此游戏。不同的是，算的是难度大为提高的“13点”，而阿标先生一人和整个数学组打成了平手。我从未亲眼见过此场景，但宁信其有，并在多种场合广为宣传。因为在我心目中，数学老师个个都是数学奇才。多年后，我当面向阿标先生求证此事，他并未作答，只是一笑了之。
儿子进格致上预备班那年，我到学校，碰到阿标先生，告之此事。阿标先生只对我说了一句：“叫你儿子每天看《新民晚报》。”此话初听叫人摸不着头脑，细想含义颇深。格致教师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、深晓各科之内在联系和互相影响，可见一斑。
儿子工作后，某日上网时忽大呼“爸爸快来看”，原来，他们班同学在网上汇编了一个“阿标语录”，回忆阿标先生对他们的激励、教诲。“语录”辛辣尖锐幽默，令人捧腹喷饭，先生个性之鲜明、对学生影响之大之深，跃然网上。
譬如：“席地而坐”的汤廷郜。听过这位先生课的同学告诉我们，汤老师上唐柳宗元《三戒.黔之驴》，讲解成语“黔驴技穷”，竟模仿黔驴叫声。试想，如此上课，此生谁人还会忘记这个成语！又，一日讲到成语“席地而坐”，忽不见老师身影，却听得老师声音从讲台后发出：“从左到右，一排排上来观看。”原来老师在为学生做古人坐姿现场示范，让同学们来了个古今时光穿越。如此上课，何等精彩！
又譬如：传说八次高考的语文老师周艺，貌不惊人，衣着朴素，一如工厂门房间里的老师傅，即使迎面而过，也不会引起你的注意。自打听说他高考考了八次，方才考上大学，再遇到他时，便有了肃然起敬的感觉，顿觉其形象高大了许多。八次，需要多大决心、毅力和坚持精神？有了这种决心、毅力和坚持精神，什么困难不能克服，什么高山攀登不了？
还有那位已经记不起名字的高中班主任，组织春游之后，写了一篇美文，把全班名单悉数嵌入游记，一时间传遍全校。倘若那时有网络，点击率不知该有多少！
还有……、还有……
几十年中，我曾经在各种场合无数次绘声绘色地向同事、朋友讲述老师们的那些故事，看到的全是一片羡慕、崇敬的眼神和表情。
在格致中学，这样的老师实在太多了！我为母校有如此众多优秀的老师倍感自豪！
叶老师发火
初二下，叶守康老师大学毕业分配来校，担任我们班的副班主任。叶老师性格开朗、脾气温和，大概是和我们年龄差了不多的缘故吧，很快和我们打成了一片。即使是星期天，他也到学校，和我们一起打球、一起玩耍、一起侃大山；甚至自己掏钱买铅弹，教我们打气枪。在我们眼中，叶老师亦师亦友，就像一位邻家大哥。
初三上，叶老师带我们下乡劳动。我们一部分男生住的的屋子很简陋，墙壁和地面有很宽的空隙，不时吹进嗖嗖冷风。泥土地铺上稻草，上面打开我们自带的被褥就是床。每天吃的是白饭加几筷几乎用清水煮的青菜。虽然艰苦，但我们一是一心向贫下中农学习、二是第一次从城市来到农村，一切觉得新鲜，所以还是觉得很快乐。
劳动结束那天，当我们打好背包，准备离开之际，叶老师让我们等在外面，独自一人走进了我们住的屋子。就像部队即将开拔一样，他要检查一下我们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。不一会儿，他走到门口，招手叫我进去，指着铺着稻草的地上一个位置，板着脸问我：“这是谁睡的位置？”由于大家铺盖已经拿掉，我已无法确认这是谁的位置了，于是摸不着头脑地问他：“什么事？”叶老师一言不发，摊开手。原来，他在稻草堆里发现了半只淡馒头。不知哪个同学归家心切，把半个淡馒头扔掉了。这在当时物质生活贫乏、社会风气节俭的情况下，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！
随后，他走出房屋，让我们集合列队。只见他铁青着脸，手里攥着半个淡馒头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而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发火的我们，站在寒风中，吓得谁也不敢出声，更不敢离开。这是我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叶老师发火。以后，我只要回想起这次下乡劳动，记忆的画面就停格在叶老师铁青的脸和攥着的半个淡馒头上。
如今，尽管物质丰富的程度、生活条件的改善已不是当年可以想象，学校食堂旁的泔脚桶，每天都满得几乎溢出来，再也不会有谁会为丢弃半个淡馒头而发火了。但是，我还是要说：今天，当我们鞭挞舌尖上的腐败、谴责舌尖上的浪费的时候，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“半个淡馒头的故事”，一起呼唤：不要丢掉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！
劳动课
母校的东楼里有一所令人自豪的校办工厂。我们曾在那里做过钳工，用锉刀锉过实验室用的的法夹、当过油漆工，拿漆刷漆过出口到越南的测量标杆。在那个年代，凭着校办厂的收入，我们拿回学校发的肥皂，让父母向邻居炫耀半天；我们享受免费看电影的福利，叫弄堂里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羡慕得要死。
然而，最使我自豪的是，初一劳动课上清洁全校阴沟的经历：刚进中学，我们还轮不上到校办工厂劳动，每周两节劳动课是打扫校园环境。我的任务是，和公新新两人清洁全校阴沟。每次劳动，一只盛满水的铅桶、一根铁钩、一柄长勺、一把火钳、一只簸箕，是我们的全部“装备”。干活时，铁钩勾起阴沟盖，长勺挖出淤泥，火钳钳出勺子挖不出的垃圾，簸箕用于盛脏物，最后盖上沟盖，用铅桶里的水把阴沟冲洗干净。我在保留至今的当年《周记》中，记录了当时挖阴沟的情景：“我越挖越起劲，，挖到一个阴沟，挖下去是软绵绵的，提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堆乌油油的淤泥，好肥啊！要是运到农村里当肥料使，又可以多打粮食了！这么一来，我就希望多挖到些这种肥泥。眼看着黑黝黝的泥从阴沟里跳进我的簸箕里，心里可舒服啦！最后一个大阴沟，竟挖出了大半簸箕之多！两次劳动，使我明白了挖阴沟的意义，这是很好的肥料，挖干净了，又能使学校环境保持清洁，这是一项光荣的劳动。” 干活时，我曾经数过，全校共有32个阴沟，或许，所有格致校友中，我是唯一知道这个数字的人。
每次劳动，清洁教学楼底层外的阴沟时，看着墙壁通气孔上刻着“工部局”字样的镂空铁盖（注），就会浮想联翩，彷佛看到了学校悠久的历史，感受到的是学校深厚的底蕴。许多年后的某一天，我们全家逛完南京路，一起兴致勃勃去看看母校。走进校门，看到的是一片工地，竟然找不到老教学楼了，我突然产生了幻觉：是不是走错了地方？向门卫一打听，才知道，学校要扩建，老教学楼已被拆除。我们只能带着无限的遗憾、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学校。
清洁阴沟的劳动，使我对学校增添了一分特殊的感情，让我更爱格致美丽的校园，因为我曾经亲手为她梳妆打扮。
（注：据老教师介绍，教学楼原来装有热水汀，我们进校时已拆除，但排气孔还留着。）
手旗队
学校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，运动团队、兴趣小组、专题讲座、各类竞赛，和课堂教学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，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初二上，学校组织手旗队，这是一项军事体育运动。我报名参加并很快迷上了它。旗语通讯是由两面红白两个三角拼成的长方形小旗，用一个动作代表汉语拼音一个字母进行通讯。一开始，报名参加的同学多，学校手旗不够，家中又没有红布，母亲就用黄、绿两种颜色的旧布拼起来，找来两根旧竹竿，给我自制了一副手旗。每天早上上课前、中午休息时、下午放学后都练习，甚至课间休息几分钟也要到操场上、走廊里挥几下。很快，我的收发速度“突飞猛进”，一分钟可以发200多个字母，挥舞起手旗来有种龙飞凤舞的感觉，拿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觉得特别爽。
手旗通讯是集体项目。经过一段时间，由邱坤元、金捷、乔耀洁和我四人组成了班级手旗队。一次，我们忽发奇想：相约休息日早晨到外滩黄浦江边去训练。星期天一早，我们四人就在黄浦江边长堤上排开队伍，风风火火地练了起来。随后，金捷又跑到她家居住的海关钟楼下阳台上，我们在黄浦江边，上下挥舞手旗互相收发旗语。结果引来大批晨练者和路人围观，着实大出了一番风头。当时，学校还组织比赛，但和其他班级相比，我们班级实力稍逊一筹，没有获得名次。
不久，我被选拔进了校手旗队。暑假里，大队辅导员赵金林老师组织我们集训。上午和下午三点后训练手旗，晚上，每人发一个手电筒，练习灯光通讯。训练期间还组织我们参观了军体俱乐部、参加了外面的比赛。我在队里只是个坐冷板凳的，轮不到上场。但是，在手旗队认识了（2）班钱品石、（3）班周信文等优秀同学，拓宽了交往圈子，我已经很高兴、很满足了。多年后，我在单位党委分管宣传工作时，还邀请过时任黄浦区委党校校长的周信文来作过专题讲座、至今每年春节还和品石互致问候，此是后话。
手旗队最有趣的事，是在校运动会上的表演。为了模拟真实场景，一个队员在操场上，把旗语发往站在校园外一居民房屋顶平台上的队员，由这个队员发回给站在学校操场上的队员，最后，由这个队员把收到的旗语写在黑板上；为了显示手旗队功夫过硬，当场随机请一位同学在黑板上写一句话，向全场同学展示并擦去后，由第一位队员发出。当时，我们训练时的用语多为“报告舰长，发现敌舰”、“命令你舰全速前进，消灭敌舰”之类的军事用语。不料，请出的同学在黑板上写的竟是“你需要维生素”，引来全场一阵哄笑，同时也引起了大家更大的兴趣。第一位队员看到这句话时不禁一愣，我也暗暗为他们捏了一把汗。最后，接收到这句旗语的同学，略作思考，还是准确地在黑板写出了答案，获得了全场热烈掌声，手旗队也由此名声大振。
同样有意思的是，当时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，警惕性都很高，据说有居民看到有人在房顶平台上挥舞手旗，以为是国民党特务在发信号，赶紧跑到派出所报告，引起了一场误会。
我参加手旗队最自豪的事，是在为社会服务中发挥了实际作用。就在初二暑假那年，上海在黄浦江浦东一侧开辟了一个浦江游泳场。一开始，没有通讯设备，由我们手旗队每天派两名队员前去，一名在岸上指挥台，一名在游泳场江中最远处的船上，用旗语帮助联络。我和（3）班的队员吴文庆排在同一天前往值班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后来，吴文庆和我一同被分配到上钢五厂炼钢车间工作。由于他长得英俊，被照相馆邀去，穿着炼钢服、戴着炼钢镜拍的大幅照片，作为钢铁工人形象长时间陈列橱窗里。他在工作中表现突出，很早入了党、当了干部。一次拉肚子，他整整一周坚持在高温生产第一线，不肯请病假。等到被送进医院，已回力无天，不久便英年早逝，年仅26岁，使我痛失了一位挚友。至今回想起来，还令人十分悲痛。
文娱活动
中学时代，我也算是一个文娱活动积极分子。
唱革命歌曲，是班级最基本的文娱活动。那时，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是听忆苦思甜报告，教育我们“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”。与此相呼应，唱得最多的歌是《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》：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，还有一首内容差不多的歌，我已记不起歌名：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申，万恶的旧社会，穷人的血泪仇，千头万绪，千头万绪用上了我的心……”这两首歌的旋律确实优美抒情很动听，尤其是下乡劳动时，晚上，月光下，坐在打谷场上的谷堆里唱这两首歌，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到现在，我还会时不时哼唱；一唱，就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。
班级女同学中有好几位酷爱沪剧，且唱得韵味十足。其中有的还利用中午唱革命歌曲的机会，教全班唱。记得当时学了沪剧《红梅赞》、《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》等，我现在也还能勉强哼哼。
女同学中舞蹈人才不少，凡搞联欢活动、参加学校汇演，必排舞蹈。一次为参加学校演出，我被赶鸭子上架，挑选出来排练舞蹈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。几个毫无舞蹈基础、笨手笨脚的男同学跟着金捷等女同学从头学起。舞蹈最后有个集体造型，我因最瘦体重最轻，被大家托举在最上面，还要摆出眺望远方的姿势。排练期间，正值下乡劳动，平时缺乏体力劳动的我们，累得筋疲力尽。晚上收工后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金捷还要求我们再排练一次，结果我做造型时腿一软，摔到了稻草堆里。很多年后，我在学校负责策划大型汇演，审看学生排演舞蹈时，一本正经地指导学生怎么走“十字步”，那时我已四十几岁。由此引来同学们一片钦佩的眼光，那潜台词是“哇塞，没想到平时一脸严肃的老师居然还会舞蹈！”一下子拉近了与同学的距离。其实，当年只学过这支舞蹈，且这支舞除了“十字步”，其他动作早已忘得精光了。我想，要是这时金捷在场，看到我装模作样指导学生跳舞的样子，不知会捂着嘴乐成什么样子呢！
文娱活动中，我投入精力最多的是话剧。初一，我参加了黄浦区少年宫话剧团。在那里，指导老师给我们讲授戏剧基本理论、训练我们观察不同人物的特点、指导我们排练各种小品、教给我们朗诵技巧、还专门请老师校正我们普通话的发音。在少年宫话剧团，我先后参加了《英雄小八路》、《刘文学》等好几部话剧的演出、排练了不少朗诵、快板、三句半等节目，节假日经常外出演出。回到学校，我在班级里当起了“小导演”，也排起了《英雄小八路》等节目。这段经历使我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，为我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，使我受益匪浅。工作后，无论在党校给干部上课、还是在学校给孩子教书；无论是大会讲话作报告，还是学校策划指导各类大型活动，当年这些学到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。
朗诵，是我们排练节目的重要形式。我特别喜欢贺敬之写的朗诵诗《西去列车的窗口》。这是一首描写新疆军垦农场一位三五九旅老战士、南泥湾的突击手，带领参加边疆军垦农场建设的上海青年、新战友，在奔赴新疆的西去列车上畅谈继承革命传统、胸怀伟大理想、承担历史重任的抒情长诗。其中的片段，我现在还能背诵：
“呵，大西北这个平静的夏夜，
呵，西去列车这不平静的窗口！”
“你讲的第一个故事：当我参加红军那天，
你们的第一张决心书：当祖国需要的时候……”
“江山呵，在我们的肩！
红旗呵，在我们的手！”
“呵！祖国的万里江山、万里江山呵！…...
呵！革命的滚滚洪流、滚滚洪流！……”
“现在，让我们把窗帘打开吧，
看车窗外，已是朝霞满天的时候！
来，让我们高声歌唱呵——
……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！”
每次朗诵，总是热血沸腾，激情满怀；总会热泪盈眶，心中充满了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坚持认为：无论时代怎样变迁，环境如何变化，理想、信念、使命、责任是永远不能丢弃的。我认为，这是母校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人生财富，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它。
同桌的她
初中三年，除了刚进校和林培珏短暂同桌过几天、因为近视，在第一排和金长清同桌过一段时间外，大部分时间和张莉雯同桌，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。同桌的友谊，成为我格致美好记忆的重要部分。
张莉雯性格温和，学习认真，我们在一起经常探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、商量解题的方法，相处得很融洽。张莉雯在班级里学习成绩比较好，语文数学各科都比我强，所以总是她帮助我的时候居多。
我是一个不太安分守己听课的人，常常利用上课时做各种自己想做的事：在语文课上写日记，在数学课上看课外书，在外语课上摘录自己喜欢的诗词、格言、谚语、优美的文章片段，在物理课上给要好的同学写不伦不类的“外交信函”：邀请阁下于某月某日到鄙人家中进行“国事访问”……，而每当我把小说放在课桌下看得入迷时，张莉雯总会有意无意地趴在桌上，手臂大大超过“三八线”，为我打掩护；当我摘抄得起劲而老师向我走来时，张莉雯就会及时向我发出“信号”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被老师抓到过“现行”。一次，我看到一本新出版的谚语集《智慧的花朵》，爱不释手又买不起，只好从图书馆借出来，在她的掩护下，硬是把整本书抄了下来。
对张莉雯的“配合”，我十分感激。张莉雯喜欢唱歌，且唱得很好。因为她嗓音比较细，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“一丝音”。记得当年风靡一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里，有一首由著名歌唱家邓玉华唱的《情深意长》：“五彩云霞空中飘，天上飞来金丝鸟，啊，红军是咱们的亲兄弟，革命不怕路途遥……”，她特别爱唱，唱得委婉动听，十分抒情。当时，凡新歌出来，就会出“活页歌选”，虽然价格不贵，但我们那时零用钱很少，往往喜欢却舍不得买。于是，作为“回报”，我多次利用上课时间，在她掩护下为她抄歌谱。对此，我们之间从未在语言上有过协议，行动上却一直配合得非常默契，这一“互助”行为，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。
现在的年轻人，已经不知道“家庭出身”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了。我们进中学的时候，正是到了“阶级斗争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”的年代，尽管我们还是孩子，也能感觉到政治空气日趋紧张，很多做法越来越“左”。在那种大环境下，“家庭出身”显得越来越重要，“出生不好”和有“海外关系”的同学，大多数人即使本人努力、成绩优良，政治上也难有入团、当先进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机会，唯有埋头把书读好是自己可以掌控的。当时还懵懵懂懂的我，隐隐约约听说张莉雯家也有“海外关系”。或许是这个缘故吧，她不需要为了表现积极而向老师告发我，我和她相处也因此觉得特别轻松。离开学校很多年，我还十分怀念这段和张莉雯同桌的日子，怀念我们同学之间这份纯真的友谊。其实，人与人之间这种“不设防”的和谐关系，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珍贵的。
文革一开始，我就和张莉雯失去了联系，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没有她的任何消息。2005年，一些同学筹备在格致中学建校131周年校庆之际，举行一次自离开学校以后规模最大的班级聚会。我请担任联络的张声洪帮助找当年的同桌张莉雯。不久，张来电告诉我，在黄浦区劳动部门工作的老同学黄永兴借用工作上的有利条件，在网络上找到了张莉雯。（这里，我要特别对黄永兴说一声谢谢！）此后到校庆前的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想象着，张莉雯会是什么样子？不知见面能否相识？没想到，校庆那天，当我站在教室门口时，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将近40年没见面的张莉雯。令我惊诧的是，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，形象还是那么眉清目秀，言谈还是那么轻声细语，举止还是那么温文尔雅。 所不同的是，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一分干练和韧劲。
此后，我们之间经常有了联系、走动，并知道了她这些年的经历：1969年远赴黑龙江北安国营农场，成家后不远千里调到丈夫所在的贵州都匀市机床厂，多年后调回上海，但进不了市区，只能在长兴岛农场落户，提前退休后，又受聘于台商企业，常年出差奔波在外。在几十年里，她务过农、做过工、当过教师、搞过管理，靠自己的不懈努力，读大学，攻英语，入了党，提了干，担任了领导，被单位派驻国外，最后居然还和我成了同行：当了多年办公室主任，使我们之间又有了许多交流的话题，多了许多共同语言。张莉雯的经历，可能是同学中比较曲折丰富的一位。可以想象的是，几十年中，她一定吃了很多苦、经历了很多磨难；难以想象的是，当年这样一个柔弱的女生，是怎样扛过来的？经历了那么多磨难，为什么看上去还那么年轻？多次聚会中，她在讲述自己经历时，语气始终是那样平静，从来没有提到过一个“苦”字，也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对她的不公，似乎在讲一个和她不相干的人的事。相反，倒是时不时提起格致学习时教给她的人生态度、打下的扎实文化基础，在她人生经历中对她的帮助、发挥的作用。久而久之，我找到了答案：乐观向上和笑迎苦难的生活态度、阳光的内心与平和的心态，就是她青春常驻的秘诀，而这，不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有的人生态度吗？
附照片：分别39年后，同桌喜相逢
三只肉包子
李学彬是我中学时代的好朋友之一。他体育很好，尤其是羽毛球打得好，被选拔到市少体校训练。打羽毛球消耗很大，少体校以少量学校附近居民食堂的饭菜票作为补贴。一天，李学彬拿着自己省了好些天的饭菜票，请我们放了学一起到食堂去吃肉包子。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不久、什么都要票证、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年代，正在长身体的我们，个个都面带菜色。李学彬的慷慨大方，令我们既兴奋又感动。下课后，几个要好的同学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到居民食堂，狼吞虎咽，一口气吃了三个鲜肉包子。
几十年来，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，无论家人小酌、亲友聚会、节日盛宴、公务招待、外出旅游，不知尝过多少美味佳肴，然而，最难忘的还是李学彬请我们吃的那三个肉包子。那鲜美的味道，令我无法忘怀，只要一想起，心中就充满了温馨。其实，难忘的是肉包子的鲜美，更忘不了的是中学时代同学间那份纯真而美好的友情。那时，我们的生活是清贫的，物质是匮乏的，但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却是浓浓的。在人和人之间关系蒙上了太多利益关系、金钱色彩的今天，当年同学间这份纯洁的友谊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不管岁月如何流逝，我的心中会永远保留这份珍贵的记忆！
玻璃黑板
我在学校做过一件至今无人知晓的“荒唐”事。
学校的老教学楼原来只有三层，大约在我进中学前一年加盖了第四层。老三层教室的黑板有四块，可以上下移动，而新盖的四楼，教室的黑板是整块贴在墙上的。听同学说，四楼的黑板是玻璃做的。见过木头、石头做的黑板，却从来没见过玻璃做的黑板，我觉得很好奇。玻璃怎么能做黑板呢？玻璃做的黑板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一直想找机会探个究竟。
当时，学校安排教室的习惯是，初一在一楼，初二在二楼，初三在三楼，只有高中在四楼。我们上课的教室最高到三楼。终于，趁着高三下乡劳动的机会，我独自一人走进了四楼教室。左看右看，玻璃黑板和其他黑板没什么两样，我有点不甘心。于是，出去找了一小块砖头，在黑板边上轻轻敲打，终于敲下了极小一块。仔细看，果然是块玻璃，上面布满了很小的黑点，这些黑点聚在一起，整块玻璃黑板和其他黑板就看不出什么差别。我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，又产生了一份愧疚感，心里有些后怕，这在当时可是“损坏公物”的大事啊！幸好，我敲玻璃黑板时没人发现，敲下的玻璃又是极小一块，很不起眼，以后大概也没人发现过。
离开学校很多年，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回母校时，再去找一找、摸一摸那块满足我少年时好奇心的玻璃黑板，和校长说一声“对不起”，和老师们说一句：其实，对于孩子来说，好奇心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，请努力发现、竭力激发、好好呵护学生的好奇心吧，或许，一个科学家的第一个灵感就是从这里产生的、一位院士的科学攀登之路正是从这里起步的。
如今，老教学楼已经拆除，只剩下了一个门洞，再也找不到那块玻璃黑板了，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。不过，那块玻璃黑板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不堪回首的文革
自打酝酿写回忆格致文章开始，我就打算回避、跳过文革这一段。然而，封存的记忆一经打开，就如同常青藤，缠绕着我，推不开、绕不过、挡不住、忘不了。少年时的枝枝叶叶让常青藤的生命力更顽强，让我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后依然记忆犹新。
文革之初，我们曾经怀着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感，那么真诚地投入“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”。在学校，挥毫泼墨写大字报；到街上，挥舞标语破除四旧；去游行，欢欣鼓舞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……
记得取消高考的消息传来，我们还高呼着“坚决粉碎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”的口号，从南京路游行到外滩电报局大楼，向毛主席发致敬电，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，一路上喊哑了嗓子。殊不知，我们中的大多数同学，人生命运就此改变，另一只脚再也没能踏进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大门。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如此荒唐的事，当年的我们就是这样虔诚地面对！
很快，受人尊敬的校长被打成了“走资派”、和蔼可亲的老师被戴上了“牛鬼蛇神”帽子、亲密无间的同学被分成了“红五类”和“狗崽子”。因给我们班上语文公开课“苛政猛于虎”而备受尊敬的翁璇庆老师，被贴的大字报几乎整整绕了学校围墙一圈；平时骑着轻便自行车、整天乐呵呵的外语老师郑麟同，被抄家后的衣物放在操场上当作“罪证”展示，那辆轻便车被“充公”，成了学生们的“公车”，不久就缺胳臂少腿，而再也没见过车子的主人；身材娇小而性格倔强的抗联战士沈洁老师，因不堪受辱而自尽在房间的窗户下；就连我们刚进校就到越南支教、令我们十分崇拜、又为没能直接聆听她精彩讲课而倍感遗憾的高润华老师也难逃厄运，被贴上了大字报。而随着反动血统论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风靡，出生“职员”的我，也由于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而倍感压抑、因为发言先要报家庭出生而再也不敢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。
更令我震惊的是，在校园里看到的惨景：昔日文质彬彬的同学，从黄军装上解下皮带，用带着铜扣的一头，毫不手软地朝老师头上挥去；语文教研组组长陈彩云老师被剃成了阴阳头，硬被推出了校门，引来一群路人的围观和孩子的辱骂！陈彩云老师并没上过我们的课，她也不认识我。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到她，是因为她就住在我家附近临街的房子里。文革前，每当我晚上从她家门口经过，看到窗口透出的灯光，总会想象老师在台灯下伏案备课、批改作业的样子；文革中，再从她家门口走过，房间里经常是漆黑一片。在路上看到的是带着帽子、捂着大口罩的老师。时至今日，我在电视上看到那种一边剃得露出青白色头皮的“时髦”发型，脑中就会交替出现被剃了阴阳头和戴着帽子、大口罩的陈老师，心脏就会感到阵阵刺痛，便会赶紧换台。
不久，打入“牛棚”的老师，被组成了劳改队。不知是谁，“创作”了一首“牛鬼蛇神歌”：“我是牛鬼蛇神，我是牛鬼蛇神，我有罪，我有罪……”每天早上，这些老师扛着劳动工具，集合在校门口内侧，被迫豪无尊严地唱过“牛鬼蛇神歌”后，走向他们的劳动场所。上课风趣幽默的范炳老师成了“劳改队长”，身材瘦弱的卲炳章老先生拖着蹒跚的步子走在队伍中……
那时的我们，陷入了深深的迷茫。
今天，当我们怀着喜悦、自豪的心情，迎接格致中学建校140周年这个盛大节日来临的时候，我想对母校尊敬的老师、亲爱的学弟学妹们说：请千万不要忘记，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段苦难的时期，格致中学的校史中有这样黑暗的一页！请记住列宁的话：“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！”
愿文革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，愿母校的上空永远阳光灿烂！
感恩母校
忆不完的格致事，说不尽的母校情，最想说的还是对母校的“感恩”。
感谢母校给了我们扎实的基础知识
文革后，由于种种特殊原因，我没能参加高考。80年代初，中央电视大学招生，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考试，在整个冶金工业局被录取的60多名学生中名列前茅；三年里，和许多老三届高中生、年纪几乎比我们小一代人的同学一起学习，每个学期总分、单科成绩不是第一、便是稳居前三，有的学期还囊括了所有考试科目的第一。
90年代初，市委组织部委托复旦大学举办本科干部班，已经担任学校领导职务、忙于工作的我，又一次在没有参加复习培训的情况下，顺利通过入学考试。硬是从头学起，在46岁时，通过了英语考试，获得了本科文凭，也算是圆了我的“复旦梦”。
这一切，全靠初中三年母校为我们打下的扎实的基础。
感谢母校给了我们健全的人格
学校为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是：成才，先写好大写的“人”字。通过老师言传身教的表率示范、学生凡人小事的自我教育、寓教于乐的校园生活、精心设计的社会活动等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，潜移默化地为我们开启心灵的窗户、点燃心中的理想之火、塑造优美的心灵、培养健全的人格。
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，时刻牢记的社会责任、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、追求“无形”（注）的工作理念、严谨扎实的工作状态、正直正派的做人原则、理性低调的行事方式、真诚主动的沟通意识、宽厚宽容的待人态度、淡泊名利的自我修养、阳光平和的生活心态，是母校给我最宝贵的人生财富。靠着这些无价之宝，我在各种岗位上赢得了领导的信任、同事的尊重、下级的拥戴，最后在高校党委办公室主任、统战部长岗位上工作多年，直至退休，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我想，成功的德育教育，是社会对格致学生最认可的地方。
（注：《老子》云：“上善若水。”我以若水无形，把工作做得“无声无色”，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。）
感谢母校给了我们科学的思维方法
中学学习，体会最深切的，是“授人与鱼，不如授人与渔”。老师们不仅授我们与“鱼”，更授我们与“渔”。这“渔”，便是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，教会我们掌握学习的主动性、创造性地进行学习，培养我们锻炼思维的独立性、批判性、灵活性、敏捷性、逻辑性和深刻性，养成创新的思维意识。
印象深刻的，是老师强调的“活”字。遇到问题，经常让我们前后四人一组讨论，然后派代表上台发表意见，再由老师归纳总结。记忆中，并没有挑灯夜战，也没有长夜苦读，更谈不上悬樑刺股，记得的倒是一次大考前，我“纠集”了一批同学来回步行到西郊公园游玩；一次考试前到设在人民公园里的游泳池游泳，下午还大睡了一觉。
同样，儿子进了格致，尤其是到了高中理科班，大部甚至全部作业在学校做完，晚上便是提前预习，上课则是把握重点要点。所发习题卷，可不做，亦不用交，供学生自己讨论。让学生把学习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；把学习精力放在拓展性学习上。
中学所学文化知识纵然扎实，但毕竟有限。而科学的学习方法、思维方式、创新意识，到工作时便转化为科学的工作方法，创新能力，使我受益终身，这是我最要感谢母校的。
感谢母校给了我们宽松的环境
当时学校环境相对宽松，很少管头管脚，为我们提供了很大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。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老师对我们的宽容：一次几何课上，我做好练习题，看起了《侯宝林郭启儒相声集》。巡视中的石磊老师发现后，拿过去看了看，随即还给我，只是微笑着用手指了指我，没说一句话。更有甚者，同学葛佳渝也回忆起：当年他热衷于自己动手装矿石收音机。数学课上忍不住还在摆弄。石磊先生看到后，拿起耳机塞在耳朵里听了听。走开后，又折回来，要葛帮他也装一台，促使葛花功夫把矿石机装得更好。
我从小常常天马行空，从老师讲课的一个点，展开想象的翅膀，或发散思维、或收敛思维、或横向思维、或纵向思维，或反向思维，联想到其他看似不相干的种种问题；喜欢“一心两用”，听课记笔记的同时，做了不少自己想做的事。在一般老师的眼里，这是“上课思想开小差”，肯定不被见容。而对于我来说，“一心两用”的习惯锻炼了边听课边分析、听课记笔记抓要点、抓关键的能力，对我以后帮助甚大。工作后，我常常在参加会议的同时“弹钢琴”：起草文件、方案、讲稿，给下级写书面工作指令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；在做一件事情的同时思考其他问题、梳理工作思路，在多向立体思维的舞蹈中获得了很多创意和灵感；在管理上努力创造宽松环境，把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潜能最大限度开发出来。
所以，我发自内心地特别感谢当年母校的宽松环境和宽容态度、感谢母校的开明大气、感谢老师们对我这种有点“剑走边锋”的学生博大的包容心，并视之为格致中学办学最成功的方面之一。
悠悠五十载，深深格致情。
昔日的同学少年，如今已两鬓染霜！
五十年，多少音容笑貌，多少青春奉献，多少攀登求索，多少心灵激荡，多少如烟往事，历历在目，弥足珍贵。
陆陆续续，写下这点点滴滴回忆文字，为的是，予恩师以慰藉，予今人以感悟，予来者以昭示。
为的是，奉上最美好的祝福：
愿母校的发展，像浦江之水，奔腾不止；
愿母校的明天，如旭日东升，辉煌不息！